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读后

为纪念蔡元培先生130周年冥诞，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。我有幸躬逢其盛，又意外得到一套作者高平叔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赠送的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，十分高兴。

会后翻阅《长编》，获益极多。

如，读其上册233—234页摘录之《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·蔡孑民读拉丁文》（原载1932年5月24日《申报》），知蔡先生抛弃翰林院编修官职后，不仅从事教育，还曾每晨从南洋公学步行四五里路，至马相伯住处学拉丁文，“有时竟在五点钟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，孑民已在外边低声叫‘相伯，相伯’”，马相伯“急忙摇着手，对他说：‘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八、九点钟再来吧！”蔡孑民这好孩子不得不败兴而去”。于是，蔡先生那“都无作官意，唯有读书声”，终身好学、淡于名利的形象便立现眼前。

读同册207页，知蔡先生曾于王昭夫人忌日录联语云：“维新党人，吾所默许。乃不及于难，鹿车南返，鹪巢暂栖，尚有青毡，博得工资供一饱；自由主义，君始与闻。而未能免俗，天足将完，鬼车渐破，俄焉属纩（圹），不堪遗恨竟终身”。因而深感蔡先生是性情中人，且知他早年即服膺自由主义，他之大力提倡“学术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终身实践自由主义，绝非出于偶然。

又如，读下册（2）214页，如蔡先生听琵琶演奏，曾有如下议论：“其手法甚熟而音颇逆耳，尤在轮指时（此亦不独某君），凡琵琶能手，我听之总有此感想）。”由此联想到蔡先生的《贝多芬（四绝）》所说“吾邦音乐太单平，西友初闻顿失惊。吾爱贝多芬法曲，包含理想极深闳”，觉其意与冯友兰先生所说“既懂得中国哲学又懂得西方哲学的人，一定更喜欢中国哲学；既懂得中国音乐又懂得西方音乐的人，一定更喜欢西方音乐”相同。我赞同两位先生所说（这与承认中国音乐有其独特韵味，承认中国也有不少优秀音乐作品并不矛盾），虽然民族音乐学者或许会不以为然。

又，读同册486页，知蔡先生1939年3月16日日记有如下文字：“读冯芝生《新理学》一过，对于郭象及程朱之说能虚心体会，补缺正误，为系统的说明，可谓空前之作。说艺术，说鬼神，说宗教，均厘（犁）然有当于我心。”（当时《新理学》尚未正式出版，蔡先生所读当系1938年8月石印本）。这表明蔡先生是冯先生的知音。冯先生生前如知道有此评论，该是多么高兴。他日增订拙著《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》拟收入此条文字。

此外，从《长编》得知，1928年2月29日，蔡先生曾收到冯先生一信，又承高平叔先生赐寄此信复印件，我已将它编入《三松堂全集》第二版。我还从《长编》找到一些有关冯友兰先生的其他资料，也可用于增订冯先生的年谱。